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理事长
序言
《成均中国观察》是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刊物，在中韩两国学界都很有影响。对中国学者而言，是了解韩国学术界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窗口。对韩国学者而言，是了解中国问题的窗口。《成均中国观察》季刊2020年第3期刊登了韩国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熙玉对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理事长胡德坤教授的一段关于新冠肺炎的视频采访。胡德坤教授是我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著名专家，此次疫情期间一直身处武汉，在“最前线”亲身经历了此次抗疫，他通过切身感受介绍了武汉的防疫经验和对中国防疫模式的看法，并阐释了新冠肺炎对世界发展史产生的影响。
李熙玉（以下简称“李”）：谢谢胡院长接受我们的专访。在武汉疫情期间我们最关心的是胡老师的健康。现在新冠肺炎全球范围内大流行，世界陷入前所未有之困境。中国成为了率先克服新冠肺炎的国家，您一直在此次疫情的中心武汉，在“最前线”亲身经历了此次抗疫，我们在韩国也比较担心您的安危。
胡德坤（以下简称“胡”）：谢谢李所长的关心，我和我全家均安，勿念。的确，正如李所长所言，现在新冠肺炎全球范围内大流行，世界陷入前所未有之困境。武汉市拥有1100万常住人口，是中国疫情最早发现、受新冠病毒危害最大的特大城市。武汉大学地处武汉市，2020年1月11日，学校开始放寒假，大多数学生离校回家过传统节日春节。我作为武大教师没有离开武汉，亲身经历了武汉市抗击新冠病毒的全过程。
李：在疫情期间，您是怎样度过的？请讲述一下您在武汉的切实经历。
胡：作为老年人的我在疫情中就是一个普通市民，被隔离在家，不能走出所在社区。我的认识是，自觉遵守隔离规定，不给自己传染病毒的机会，不给他人添麻烦，就是在支持武汉市的抗疫斗争。在家隔离期间，我审阅了3篇硕士学位论文、3篇博士学位论文，审读修改研究课题40万字的结项报告等，完成了原定的任务，过得很充实。
李：但是社会隔离对于比较喜欢活动的年轻人也是一大考验。
胡：新冠肺炎对年轻的一代人是重大考验。我们这一代人是从贫困中走过来的，经历过苦日子，再过苦日子也能适应。但80后、90后的一代人都是中国走向富裕的时期成长起来的，没有过苦日子的经历，能否适应过苦日子，我个人很担心。尤其是在疫情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负责后勤保障、维持秩序的志愿者们，大多数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这些80后、90后的年轻人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为战胜新冠病毒做出了重大贡献，事实证明了这一代年轻人具有很高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精神，他们代表了中国的未来。
李：在隔离期间，中国大学的课程是如何进行的呢？
胡：新冠肺炎对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是一个严峻考验。在疫情严重学生不能进校的情况下，武汉大学教师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授课、论文审阅、论文答辩等，基本上完成了一个学期的教学和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任务。这要归功于中国的网络覆盖到全国城乡，为网上授课、论文答辩奠定了技术支撑。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疫情期间，全国大、中、小各层次学生都能实现网络授课，使学校能基本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也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大事。
中国防疫模式的优缺点
李：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多次遭受瘟疫的侵袭。但是从毛泽东时期开始，中国成立了专门的疾病机构，致力于抗击瘟疫。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前身卫生防疫站的建立开始，中国正式开启了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
胡：抗疫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考验。新冠肺炎是世界历史上又一次威胁人类生存的传染病。人类在开发利用大自然时，也经常遭受来自大自然的各类灾难，包括各种未知传染病的传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也是在同传染病的斗争中不断前进的。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这次出现的新冠肺炎是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规模最大最具危险的传染病。所以，能否顺利渡过这一劫，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重大考验。截止6月4日，武汉市共确诊新冠病人50340人，治愈46471人，占92.3％，病亡3869人，占7.7％。这是了不起的胜利。从5月14日到6月1日，武汉市累计共有1090.9万人完成核酸检测，基本做到市民全覆盖，没有发现新冠肺炎病例，已确认为安全城市。武汉的抗疫胜利表明，中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有很强的治理能力，得到了广大民众的信赖和拥护。
李：中国在新冠肺炎初期，通过强有力的防疫措施有效遏制住了传染病的扩散。这一成功的经验被评价为“中国防疫模式”。您认为中国防疫模式的特色是什么呢？
胡：我认为中国防疫模式具有自己的特色：一是中央政府的决断力很强。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时，一确定其具有传染性后，1月23日，中央果断决定对拥有1000万人口的武汉市实行封城，全国上下一盘棋，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众，齐心协力，共同抗疫，集中全国人力物力支援武汉，开始了武汉保卫战，才迅速扭转了疫情。否则，如果疫情任其扩散，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后果不堪设想。我想特别说明的是，这是武汉历史上的第二次保卫战，第一次是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的武汉保卫战。二是中国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很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医疗救治体系、防疫体系、医用防护物资储备等都不如发达国家。但当疫情爆发后，中国的医用防护物资从供应不足，迅速转变为自给自足，进而转变为自给有余并能援助其他国家，表明中国有很强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三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很髙。民众对政府高度信任，政府及时通报疫情，民众自觉配合政府遵守隔离规定，使疫情迅速转危为安。这些特点弥补了医疗救治条件的不足。我认为这种防疫模式是中国特有的，只能供其他国家参考，不宜简单套用于其他国家。
李：虽然现在中国防疫模式被评价为最适合中国，但是新冠肺炎初期，中国内部也存在对过于严格的管控措施的批判声音，并且也经历了地方与中央应对体系不协调的危机。那您认为中国式防疫模式的优缺点是什么
新冠肺炎的世界意义
李：您作为历史学家，长久以来致力于二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研究。从研究世界史的角度，您如何看待此次新冠肺炎对于世界史的意义？
从人类不断地从封闭孤立走向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历史进程中，各种传染病也随之走出一国范围，在世界上广为传播，危及到全人类的健康。例如天花。15世纪末，欧洲人将天花带到了美洲大陆，在原住民中广泛传染，100年后，2000-3000万原住民只剩下不到100万人，被史学家称为“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又如，流行性感冒曾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在1918-1919年曾经造成全世界10亿人感染，其中，约2500万到4000万人死亡。大家熟知的鼠疫、霍乱、艾滋病、禽流感、非典等，到现在都还在威胁着人类健康。在当今世界进入到“地球村”时期，由于人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传染病的传播速度就越来越快。
李：您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带来了怎样的启示？
胡：我认为新冠肺炎疫情至少给我们带来了如下启示：一是人类在与自然的相处中，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对环境气候的破坏，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传染病的爆发。新冠病毒就是这样的传染病，今后还会有类似的传染病爆发。我们有这种认识就能早做准备，才能从容应对。二是传染病蔓延不分国家，不分种族，没有国界，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能置身其外，都难以独善其身，只有全世界携手共同应对，才能减少传染病带来的危害。因此，在疫情发生后，各国最紧迫的任务是合作抗疫，而不是追责甩锅。
李：以新冠肺炎的经验来看，防疫共同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显得十分迫切。在此次两会上，中国提出了构建防疫基础设施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内容，即单靠个别国家的努力是不可能克服传染病的。您认为中国提出的防疫共同体论的意义是什么
在建设防疫共同体过程中的韩中日合作的未来
李：在亚洲防疫合作方面，中日韩三国合作非常重要。去年成都举行了中日韩领导人会谈，今年计划在韩国举行。李克强总理这次也强调了提出韩中日FTA的重要性。
中日韩作为东亚地区三个大国，GDP总量已达到20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0%，占东亚GDP的90%，超过欧盟，如果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能够成立，将会成为世界上地区性合作共赢的样板，不仅对亚洲乃至对全世界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中日韩三国学术界应积极推动和促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尽快建立。今年，计划在韩国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谈，我衷心期望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问题上能有新进展。
李：您认为新冠肺炎对韩中日区域合作有何影响将“绊脚石”转变为“垫脚石”需要哪些努力？
胡：关于新冠肺炎对区域合作有何影响，是“绊脚石”还是“垫脚石”？我的看法是影响不大，现有负面影响是暂时的。我相信，在应对新冠肺炎的抗疫斗争中，各国都会痛感国际合作的紧迫性，反过来会推动各国各地区的合作。因此，新冠肺炎对区域合作不应该是“绊脚石”，而应该是“垫脚石”。
新冠肺炎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影响
李：传染病正在加剧现有的社会矛盾，触发隐藏的阶级意识。现在有人将新冠肺炎比作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因为此次新冠肺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足以与战争所导致的破坏力相比较。胡院长，您对此有何看法？
胡：我认为将新冠肺炎比作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比喻不恰当，既对新冠肺炎的破坏力估计过高，又对人类战胜新冠肺炎缺乏信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75年了，这场战争在世的亲历者已经不多了，许多人对世界大战的惨烈程度和破坏程度不了解，简单地将新冠肺炎的危害与第三次世界大战做类比是不严谨的。况且，当今世界是合作与发展的时代，尽管在合作应对新冠肺炎问题上有许多不和谐的因素，如一些政治家为转移国内矛盾而对其他国家进行追责甩锅等，但合作抗疫是大局，相信大多数国家都会顾全大局，共同抗疫，将新冠肺炎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李：在新冠肺炎发生之前，中美关系就已从贸易领域开始转变为矛盾关系。虽然实现了暂时的稳定，但有预测认为中美两国矛盾会继续深化。也有评价认为中美两国矛盾的深层背景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霸权对决。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李：您认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要素是什么，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如何展望？
胡：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要素是价值观的竞争，即美国奉行的是美国利益优先价值观，凡是违背了美国利益优先的原则，美国便进行打压，有关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连美国的盟友也不能幸免；中国奉行的是合作共赢价值观，在国际关系中照顾到彼此的利益，在合作中各方都能获利，中国是在用本国的发展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中美价值观的竞争将会是长期的。
李：是否认为美国大选之后，中美之间会出现新的变化？
胡：关于“美国大选之后中美之间会出现新的变化”这个问题，我认为无论是谁当选美国总统，都会奉行美国的价值观，代表美国的利益，中美关系仍然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总体上会在曲折中前行。
李：据我所知，您作为历史学家，长久以来致力于二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研究。因此次新冠肺炎的爆发，世界范围内的防疫合作的必要性逐渐显现出来。但另一方面，以新冠肺炎为契机，对国内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感正在日益加剧。您认为新冠肺炎对世界和平和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胡：新冠肺炎的爆发会促进国际社会的团结与合作，这是世界总体趋势。但也存在极端民族主义冒头的现象，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极端民族主义缺乏蔓延的社会基础，不会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致命威胁。
李：最后，请您对《成均中国观察》的读者说几句话。
胡：《成均中国观察》是一份在中韩两国都很有影响的刊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韩两国学者共同的学术园地。对中国读者而言，是了解韩国学术界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窗口。对韩国读者而言，是了解中国问题的窗口。总之，《成均中国观察》在中韩两国学术界搭建了交流的桥梁。我衷心希望中韩两国读者一如既往地支持《成均中国观察》，衷心祝愿《成均中国观察》越办越好，也衷心感谢《成均中国观察》对我和武汉大学的关照。谢谢李所长。
(责任编辑凡雅琴)
地址：湖北武汉市武汉大学珞珈山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E-Mail：whuiis@wh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