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兴国（甘肃省政协社法委副主任）
佛教文化艺术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印度的佛教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从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年到约公元前187年）开始，便从印度经巴基斯坦、阿富汗，传入中国西域，再经由河西走廊传入中原，这条佛教传播线路即史称佛教的东传，这条线路也就是古今闻名的“丝绸之路”。这条传播线路上，像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一样屹立千年的座座佛教石窟，成为“丝绸之路”、佛教东传的路标，不仅见证了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而且清晰地显示了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脉络。
“凉州模式”影响了中国石窟的营造格局
在这些精美的石窟中，以其营造法式、造像题材、造像形象的变化形成了著名的“龟兹模式”“凉州模式”等中国石窟模式。其中，位于新疆的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炳灵寺、麦积山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等属于“龟兹模式”代表。武威天梯山石窟亦称凉州石窟，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东南约60公里处的红砂岩崖壁上，始建于北凉王沮渠蒙逊时期(412～439年)，距今约1600余年，是“凉州模式”独具特色的石窟代表，也是我国早期史书《北凉录》记载新疆以东最早的较具规模的开窟造像。北凉王沮渠蒙逊，既弘佛法，又聚禅僧，深受儒家忠君、孝道思想影响。他选定在天梯山大规模建造的北凉洞窟造像、壁画，为佛教东传我国逐渐融入了儒家道家思想。北魏灭北凉，徙凉州3万余家于京城（山西大同，后迁河南洛阳），也为开凿云冈、龙门石窟提供了技术力量。著名学者宿白先生等史学家考证后指出，“凉州模式”开启了我国石窟营造法式，尊之为“石窟之祖”“石窟源头”。
对中国佛教史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天梯山石窟到隋唐时陆续都有兴造，现存造像也以唐代最多、最精。其中的一铺三身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代表，被定为国宝。大佛窟规模宏大，气势宏伟。正面中央尊释迦如来造像，安然端坐，气度非凡，高达约30米；左右两侧分别立迦叶、阿难、普贤、文殊、广目、多闻六尊造像，或威武、或慈善、或智慧、或忠诚，各具神态，精妙逼真。这样的巨型大窟，在全国其他石窟中所罕见。反映出唐代的凉州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也充分体现出大唐佛教文化艺术的雄浑气派及工匠的远大志向。
凉州曾成为中国北部佛教文化的中心，这与北凉时佛教的传译是分不开的。其中，名僧昙无谶在天梯山石窟所译的《大般涅槃经》，在佛教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西夏时期藏传佛教显密法师、功德司副使、国师周慧海就是天梯山石窟的主持，他在天梯山石窟翻译了大量西夏文佛经，这些佛经印刷后流通到西夏国内各大佛教寺院长期沿用，在佛教文化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批西夏佛经曾有许多被外国人盗走，现一部分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博物馆、敦煌研究院、武威市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宁夏博物馆，还有一部分在俄罗斯、英国、日本等国的收藏单位，十分珍贵。
西藏纳入祖国版图的第一历史见证地
蕴含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深刻内涵
天梯山石窟是中国历史上汉族、匈奴、吐蕃、党项、回纥、蒙古等多民族生活、聚集活动、文化交流、相互融合、共同瞻礼朝拜的场所和地方，遗留下众多民族石窟遗址文物、民族文化艺术和语言文献，丝路文化源远流长，文化遗产十分丰富，留下了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众多文物史料和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