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的地位作用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向“文化为主、彰显特色”转变
从文化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看，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个方面的融合程度不断提升，融合空间更加广阔，文化的渗透力不断增强，在各领域中的“含量”不断提高。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看，二者的主次关系逐步调整，文化为经济服务的情况正在改变，过度商业化的表现形式逐渐丧失吸引力，社会各界从追求经济发展向着追求文化觉醒的转变已是大势所趋。
（二）文化的创新主体从精英群体向普通大众转变
（三）文化的主要内容从新文化创新向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并举转变
在开放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随着美欧日韩等国文化的输入，大众的价值观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碰撞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多年来文化领域的内容主要以接受和传播外来的新文化为主，传统文化退居次位。但是，随着近年来文化自信的大幅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底蕴和重要价值被逐步认识并挖掘出来，弘扬传统文化成为社会共识。特别是中央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极大地促进了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融合发展，推动传统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四）文化的发展导向从满足需求向供给引导转变
对大多数人而言，文化产品并非刚性需求，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以电影为例，虽然2018年我国有《红海行动》《唐人街探案2》《我不是药神》等票房超过30亿元的国产电影，但同时还有近180部、占当年国产总量近四成的电影票房未过100万，人们对于电影的质量和要求越来越高，市场的可替代空间也越来越大。因此，作为典型的供给创造需求的市场，文化市场必须着力通过有效供给来引导和培育需求市场。目前，文化市场在供给侧存在较多问题，未来一段时期，必须推进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满足当前越来越多的体验性、参与性和个性化需求等，通过提供更多高质量的供给来引导消费、创造需求。
（五）文化的传播渠道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变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深入发展，我国进入到一个思想文化多元多变的时代，各种观念相互交织冲撞，容易从文化领域引发各类社会问题。如，一些国内外势力以宗教活动、教义传播之名，行毒化人心、破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实。部分地区宗族文化浓烈，影响了基层治理，甚至阻碍城镇化进程。“三俗”文化、网络暴力等亚文化对社会特别是年轻群体负面影响较大。近期影视界爆出的巨额逃税、学术造假、吸食毒品等问题，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的不满情绪。众多问题均以文化的形式向各个领域渗透，增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二）监管模式滞后影响文化产业发展
行业主管部门对于文化产业，特别是对媒体的监管，仍以传统的行政管理为主。但随着媒体行业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以及新媒体势力的快速成长，传统管理手段和监管模式已难以适应文化产业的新趋势新特点新格局。如，我国游戏产业近年来成为文化领域的快速增长点，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但由于一些游戏涉及道德、伦理、社会等问题，2018年以来监管部门简单通过暂停版号审批、关闭备案入口、严格总量控制等传统方式来强化行业管理，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明显影响了游戏产业的正常发展，该行业市场规模增速从前几年的年均30%以上猛降至2018年的仅2%（见图2）。实事上，风险与市场交织是文化产业的一大特点，如不能及时探索出一种在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的同时，更多使用法律、行业准则等方式规范和保护产业健康发展的监管模式，未来则有可能打断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势头。
（三）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处理不当影响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我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孕育出众多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文化结晶。但长期以来重经济、轻文化的导向，使得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优势资源的能力仍然偏弱。传统文化需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传承，保护为本、开发为辅。然而，一些地区和部门没有处理好保护和开发的关系，将保护性开发理解为“文化贩卖”，将传统文化简单粗暴地标准化、庸俗化、商业化，导致一些传统文化丧失了其核心魅力和品牌价值。如，蜀绣、木版年画、紫砂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其魅力和价值就在于在手工制作过程中匠心独运的文化灵魂和手艺积淀，这是机械化生产所不具备的。苏州评弹、京韵大鼓、孔子祭典等传统艺术和民俗，就应体现传统特色和地方特点，而非通过简单的商业化开发，成为似曾相识的模式化程序化表演。未来一段时期，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开发和创新性发展，是文化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四）文化对外传播方式不当引起当国抵触
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力量的重要尺度。未来五年，我国文化产业将进入“走出去”加速期，这一阶段不仅仅是各种文化产品的出口，更是我国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等的传播。但是，目前建立海外文化中心等传播方式，由于官方行政色彩过浓、目标定位不清、师资配套不足、融入当地程度不深等多方面原因，影响了文化传播的效果，甚至引发一些国家的警惕和抵触。未来，应进一步创新文化对外传播的方式模式，因地制宜改进传播方法手段，构建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
（一）将传统文化打造为凝聚全球华人的最大公约数
文化最大的价值在于身份认同。在当前多元文化并存，国内外各种矛盾凸显的情况下，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绝大多数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而目前能够在大陆、两岸三地、海外华人中形成最大共识的只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自信是最基础、最深厚、最持久的自信，文化中包含的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更容易传播，也更容易与国际接轨。要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作为文化战略中的最重要内容，将文化复兴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组成，深挖传统文化的内涵精髓，打造凝聚全球华人的最大公约数。
（二）围绕“一带一路”构建文化发展和传播的重要通道
与“一带一路”许多沿线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产业相对发达，具有明显比较优势，政治冲突较小，价值观相对友好。随着“一带一路”架构逐步完善，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越来越多，文化产业合作也会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将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国际化的重要通道。同时，借助数字电视、移动终端等平台，通过将众多优秀国产电影和影视剧在沿线国家播放的方式，有效加深当地民众对我国国情民意的了解，提升对我国文化观念的好感和接受程度，这是未来我国进一步拓宽文化传播渠道、创新传播方式、更好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方式。
（三）妥善处理好监管与发展的关系
（四）探索更加科学合理的传统优秀文化传承、保护、开发与对外传播的模式方法
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普及，增强民众的历史情怀和文化自豪，形成全民参与的文化传承与保护氛围。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规范行业秩序，引入现代科技手段，打造分层分级、样式各异的文化产品，满足个性化、差异化需求，体现手工艺术与机器制作的价值差别。在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做好国外受众的调查分析工作，结合当地民族特点、教育背景、文化习俗、消费偏好等，找准传统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共振点，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和输出模式，扩大文化交流的主体类型和合作渠道。
（五）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注重数量向提升效率转变
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我国已经形成了政府主导、财政直接拨款的成熟供给体系，图书、报纸、电视节目等公共文化产品比较丰富、可获得性较强，公共文化的硬件条件和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备。目前，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就是投入—产出的效率问题。未来，需要在财政投入有保障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转变投入方式、改善投入机制、建立运营维护模式，如采用PPP等模式，调动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同时运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提高公共文化供给有效性，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可以实现从“投资者”向“引导者”、从“直接提供者”向“服务购买者”的角色转换。
（陈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卞靖，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