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理论界的“福山热”始于“精确预测”的“历史终结论”所带来的冲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叙事引入中国的最初阶段，中西概念对接方面的障碍却给学人们平添了一些额外的困扰，使得一些针对“历史终结”概念的正反意见更多地流于中国语境下的意气之争。不过，随着人们开始更加冷静地审阅福山的思想体系，时至今日，对于“历史终结论”的一些共识性认识已逐渐指向其原意，即黑格尔“普遍历史”意义上的“历史终结”，用福山本人更为通俗明了的解释就是，通过提供“力图把人类社会的基础从激情转换为更加安全的欲望”的现代自由主义制度方案，自由民主的普世性价值与制度将最终迎来其真正意义上“全球化”的前景。
然而，时隔二十多年后，无论当初的福山持有何等黑格尔“正统继承人”的自觉，现实的历史进展仍然宣布，福山的理论雄心与其理论解释力之间的平衡还是被后冷战时代的政治现实所无情地“终结”了。显而易见的是，所谓的“第三波”及存在争议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并没有按照乐观的自由主义者们所设想的最初剧本顺利上演，相反，挟“历史终结论”1.0版本之威的自由民主模式的扩张，在有限地解决了部分“转型社会问题”的同时，显然带来了更多、也更为棘手的民主化后遗症。在对这种政治现象的反思性解释中，“民主失败”“民主崩溃”等问题热度一度飙升，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聚焦于政治参与和竞争性指标的民主化模式存在着某种先天的缺陷。在这场许诺“种下龙种”，但所有人都能发现收获物更接近于跳蚤的悲剧中，作为最初吹响自由主义全球扩张号角者之一的福山，并没有采取以缄口不言来默认失败的对策，而是积极地投身于一种晚期托勒密式的修正努力中，于是，福山叙事的2.0篇章也随之应运而生，并为中国学人对现实世界的反思性争论提供了新的谈资。但在凭借这些谈资阐发己见之前，我们还是有必要来系统地归纳一下从“历史终结论”到“政治秩序”的福山叙事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历史终结论”运用方式的微调
（二）对“历史终结者”的实践检讨
当我们回顾福山叙事的最初版本时，其实不难发现，与同时代的许多自由主义者类似，至少在操作性的层面上，福山并未讳言民主政体面临的内部挑战，他曾坦言：“不要天真地赞美民主，也不要回避民主的缺失，这样对民主未必有所助益。”他也在假设自由民主已经成功战胜一切外在竞争对手的前提下，仍然发出了如下疑问：“自由民主体制内部是否有更深刻的不满之源，生活于其中是否真正令人‘满足’”我们不难发现，90年代的福山并没有在源头上堵死21世纪的福山为现实中的自由民主描绘出一幅“并不完美”肖像的通道。因此，顺理成章的，福山将大量篇幅留给了对后冷战时代“自由民主终结历史”现实进程的“检讨”环节，进而为探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好民主”的问题准备了作为反面教材的靶标。
这一系列检讨主要由两个彼此呼应的部分有机构成：对后发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检讨+对自由民主制度在发达国家经历的“衰弱”的检讨。对于前一个方面的结果，近10年来的西方理论界显然已经不再表现得像冷战结束之初那样信心满满了。在由连绵不绝的西亚北非战火、无孔不入、此起彼伏的极端主义、分离主义以及与之互为因果的大范围治理危机所织就的后冷战世界图景中，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乐观设想的“经济发展使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民主成为现实”路径规划的权威性逐渐衰减，而其更系统的“民主转型范式”也被认为正在无可避免地走向终结。正如托马斯·卡罗瑟斯所意识到的那样：被扔进“转型范式概念锅”中的近100个国家大多都进入了“政治灰色地带”，这一事实反过来也宣告了转型范式五个基本假设的失效。而致力于研究如何巩固“第三波民主化成果”的戴蒙德也不得不承认，根据民主巩固的标准，“新生民主国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较为脆弱的。理所当然的，曾经积极参与到“民主化”进程中的福山也对这一现实感到疑惑和遗憾。
（三）引入政治秩序与国家能力的分析框架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当福山意识到，后冷战时代治理危机的波及对象也将包括美国在内的“现代化样板”涵盖其中时，他也开始对其自由民主的愿景做出调整。在他看来，“广泛存在的庇护主义削弱了国家能力，这进一步妨碍了经济发展的前景。”因此，“更为紧要的是保持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以及政府帮助社会应对资本主义的能力。”正是在这里，福山谨慎地与欧文·克里斯托、威廉·小巴克利这类新保守主义者划清了界限。相对的，福山更倾向于把自由民主迄今取得的“胜利”视为“偶然”结果。同时，福山批评新保守主义的扩张性政策不但效果不佳，而且反过来削弱了美国对内抑制“政治衰败”的能力，因此，他倡导系统反思“仁慈的霸权主义”来“回到威尔逊主义的怀抱”。在此，我们可以判断，福山叙事引入的新变化显然不仅强化了其理论分析框架，而且与其对自由民主制度实践中的历史性检讨产生了呼应，从而构成了服务于论证“历史终结论”2.0版本的一条完整逻辑线索。
（四）借“中国模式”重构的“历史终结论”
2传承与坚持：福山叙事的连贯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福山叙事中“变”与“不变”内容的关系，更像是一个成熟理论体系所必备的一体两面，后者为前者提供恒定的逻辑起点，而前者赋予后者必要的应用弹性。因此，要完整地理解福山叙事，就不仅需要把握其“与时俱进”的内容，而且有必要从变动不居的内容中发现其叙事中一以贯之的成分。
（一）普遍主义历史观中的“历史终结论”
总而言之，福山在推出其叙事新章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其最初确定的以简洁解释框架来论证宏大历史叙事的结构，这既确保了福山叙事内部形变与质不变的内在统一，也导致了一度使中国学者眼前一亮的“政治秩序与国家能力”解释框架不可能真正超越“历史终结论”的规定性桎梏。而这又恰是我们在分析福山叙事时不应忽略的基本前提。
（二）一脉相承的转型分析范式和对自由民主基本面的坚持
但即便如此，我们仍需要注意，福山对于自由民主制度或主流的资本主义形态的批判仍是以一种“忠诚反对派”意见的形式出现的。比如，当福山讨论国家能力问题或政治秩序问题时，他就小心地回避了一个根本矛盾，即“与流行的信念相反，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西方文明的孪生支柱——更可能是彼此损害的，而不是彼此支持的。”在承认市场经济与民主衰败间存在某种逻辑关联的同时，福山并未对“市场专政”大加挞伐，而是把批评控制在对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消极后果。在此前提下，我们只能认为，福山是有限地引入了带有一定程度凯恩斯主义色彩的分析框架，而不能做出福山叙事已经完全蜕变为一种“国家主义叙事”的判断。同时，福山所强调的“政府在受到约束之前，必须要有实际做事的能力。换句话说，国家必须能够施政。”的含义也不过是在论证需要对美国“动机正确”的民主制度进行机制方面的减负而已。
总之，时至今日，福山仍然坚信：“民主依然站在‘历史终结处’”，“自由民主制没有真正的对手”。也就是说，福山叙事中“新问题并没有以颠覆老问题为前提，而是进一步深化了老问题。”其理论支点仍是自由民主政治，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历史演进逻辑。
（三）对“中国模式”的保留意见
毋庸置疑，福山叙事吸引中国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提供了来自西方的某些“积极评价”。相对于一些偏执的新自由主义者，福山甚至不无“大胆”地承认：“中国政府不是强大社会利益集团的简单传动带，它能按照自己的旨意来设定独立的政策议程。”但即便如此，福山谈及中国问题的初衷也绝不是为了宣传“中国模式”，而仅仅是出于为其新论寻找一个现实支点。因此，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对福山评价中国模式时有所保留的态度感到惊奇：
首先，在福山所精心设计的关于现代政治制度三要素的解释框架中，中国模式明显表现为一种“不平衡”的特性——即有效国家元素的早熟和民主法治元素的不匹配状态，因而急需“程序性的监督体制”来遏制可能出现的“坏皇帝”的影响，避免“不受监督的权力”产生“长期负债”的风险。同时，由于三要素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中国的“负责制国家”在技术性层面也远谈不上完美，而是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上存在相当的效能差异，这就为引入民主来弥补地方层次责任制的不足创造了需求。
（四）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取向
无论是“历史的终结”还是“文明的冲突”，与其说是立论者未卜先知地准确预言了人类历史的走向，毋宁说是因为这些观点暗合于某些具备影响历史走向的统治阶级意志而获得了实践的空间。换而言之，当尝试着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需要“历史终结论”来提供合法性论证，或者是特定民族、特定统治阶级需要通过人为制造和加剧“文明间冲突”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目标的视角来反思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时，我们或许会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
当然，福山叙事中服务美国利益的最主要体现还在于重塑对美国制度基本面的信心。福山在推出“国家能力”理论补丁时，并不希望告诉其听众，维系20世纪自由民主制度西方形态的那些基本理念已经过时。在福山看来，今天的自由民主世界需要解决的问题仅是一场运行机制层面的变革，即“让钟摆往回摆一点”，而非“体制根本改变”的颠覆性革命。因为即便他对美国政治秩序的示范有着诸多不满，但对于事实上维系着“历史终结论”的现实依据的自由民主体制美国范本而言，所谓的“衰败”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严重的机能障碍”，与其他暂时地获得了某些优势地位的“威权政体”相比，这种“不涉及根本制度”的麻烦尽管令人遗憾，但肯定不是致命的威胁。
不过，从福山叙事所描述的美国问题中，我们也并非毫无收获。比如，在讨论“美国的衰落”的原因时，福山曾完整地引述了奥尔森对利益集团政治的负面意见：“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民主制度会不断积累利益集团。这些集团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利用政治体制攫取利益或寻租。这种租金不具有生产力，损害公众利益。但公众团结不起来，无法进行有效组织，不能像银行业或玉米生产商那样自觉地保护本行业利益。结果，寻租行为就这么耗下去，只有战争或革命等社会大震荡才能将其强行阻断。”在此，反观在类似民主或治理议题的讨论中，一些中国学者往往表现出比美国自由主义同仁们更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使得他们为一些今日中国“尚不存在或尚不成熟的制度/机制元素”所做的辩护显得激情澎湃，其中滋味，倒也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总而言之，当全面回顾福山叙事的演化轨迹时，我们可以感受到的第一个事实确实是：“福山已经不是当年的福山”了——因为在其叙事的2.0版本中，福山实现了他个人立场由激进自由主义到审慎自由主义的局部转变。但与此同时，第二个事实也不应被就此遮蔽，那就是从本质的意义上说，“福山仍旧是当年的福山”。尽管在方法论意义上做出了诸多修正，但只要“历史终结论”依旧构成支撑福山叙事的哲学基础，只要扮演惟一的“历史终结者”角色的仍然是自由民主制度，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在福山叙事中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转变，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新的福山叙事给中国理论界带来的新东西或许一开始就没有我们期待的那样多。
3反思与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VS福山两版“历史终结论”叙事
当沿着反思的路径来重新审视福山叙事中“变与不变”的内容时，我们的目标绝不该止步于解构的逻辑层次，更不意味着要掀起一场学术界的“去西方化”运动，而是要以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作为建构非福山叙事的起点。事实上，恰如福山在其理论体系的2.0版本中所承认的那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政治衰败”（当然是相对意义上的）已经成为了一个得到广泛确认的事实，而对于并不受缚于自由民主教条不受挑战原则的人们而言，那种将美国兴衰同自由民主的成败做出切割的理论修补也并不会实质性地改变这一状态。更重要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在非西方式政治发展实践中的探索也提出了对于超越福山叙事、超越亨廷顿叙事，乃至超越整个西方叙事的需求。于是，经由“福山热”所开启的政治发展研究本土化进程，也必将有助于我们把为福山等人所窄化和扭曲的民主观念从自由主义的僵化形式中拯救出来，有助于我们将人类社会政治发展与现代化的普遍性规律从线性历史中形成的特定西方理论载体中解放出来，在更高层次上彻底破除所谓“自由民主终结历史”的迷信。
最后，在整个关于福山叙事的探讨中，我们似乎还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福山热”的产生与回潮，本质上恐怕还源于今天的中国政治学尚未获得与福山之辈平等对话的能力与自信。这种理论本土化与本土实践进展不尽匹配的情况，影响到了个别人对学术自信的坚持。由于那种“事事必以求证于西方为尚”的思维定式，我们对明显有别于西方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仍处于相对不成熟的阶段，这就导致了“亨廷顿热”“福山热”“柏克热”等此起彼伏地主导了中国学术界对于政治发展问题的前沿探讨，更造成了在学术反馈于实践过程中不断出现“很多事做对了却被说错了”的遗憾。有鉴于此，在“福山热”之后的冷思考中，中国学人真正应该追问的，恐怕并非福山叙事的“变与不变”中究竟潜藏着哪些对于“民主/政治发展是什么”的现成答案，而在于从其中折射出的“民主/政治发展不是什么”的反向启示中，找到建立中国本土理论体系的学术自觉、话语自觉与文化自觉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