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到了乾隆以后，积贫积弱，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诸国，似乎已经是一个妇孺皆知的事实。“落后就要挨打”，也成为了百年来所有中国人倍感耻辱又催人奋进的一个口号。
这一切，就历史结果而言，是确定无疑的：清末的中国，天朝自居，闭关锁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割地赔款，四分五裂，民不聊生。但是，唯一有问题的可能在于一个历史事实的辨明：
清朝及至晚清，国家政策上真的“闭关锁国”吗，彼时的“大清国”真的落后于西方列强吗？
实际上，当代史学，关于清代问题，除开那些太于正统、只管照本宣科的著作，比较靠谱有公信力的研究，不管国内外，其实多半都不再坚持“中国因落后才挨打”的主张。
1840年前后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和当时世界所有国家比较起来，不仅不穷，不仅不是“东亚病夫”，还是全球首富，GDP仍居世界第一。这一说法，不是信口开河，而是被如今的很多研究数据所证明。
比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史家麦迪森在他那本同样著名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就有过精准的数据：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的20年，也就是清朝道光皇帝继位的1820年，当时的总产出即GDP占据世界总份额的32.9%，而当时号称最富裕的也是最核心的西欧诸国，即英、法、德、意、奥、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等12国，他们的产出总和才只有12%。相比较下，彼时的美国与日本更是可怜的“穷国”，分别占据1.8%与3.0%的份额。
这些考索与事实，国际著名学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与东亚系双聘教授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其代表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有更细致的比较和论证。该书里列出的晚清与西欧诸国总GDP与人均GDP对比，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至少从总GDP来看，晚清帝国完胜欧洲，而且人均GDP上江浙一带富裕程度超过英国人，“江南棉布消费与英格兰相似，且普通江南人都吃得比一般英国人好”。他认为，西欧地区诸国在1820年前后，将其民主政治改良到更加完善，紧接着开始了工业化，才从此慢慢将中国甩在后头，而且直到1900年之前，始终差距不大。
也就是说，当时的清朝，说是“大清”不算吹牛。论经济实力，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PK清朝，其综合实力甚至可以顶得上整个欧洲。类似这些数据，会使我们非常惊讶，也很陌生，有一种颠覆常识的感觉。
如今的教科书，说清朝落后，谈论原因，除了说清朝积贫积弱之外，还说是因为“闭关锁国”。而其实，清朝并不能说封闭。
一个，清朝对外贸易不是完全封闭的。全汉升先生是民国最著名的经济史家，他在清代经济与对外交流方面有过不少论述，堪称经典。他很早就明确指出，清时的中国并不对外封闭。他说，中国是贫银国，但从1436年即明英宗正统元年至1936年，中国施行银主币制长达500年，对外贸易从未中断，清朝更是力推，正因如此，源源不断的白银才得以从美洲、日本等国流入我们这里。
即便中间有过短暂的“闭关政策”，也多是因为政治需要。比如，康熙时为了收复台湾，和郑氏政权“打贸易战”，下令“禁海”。结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一“闭关”全国就闹银荒，通货膨胀急剧。1683年，康熙派兵“武统”，雄兵2万、战船200余艘攻台成功，统一心愿得遂，立马撤消海禁，银贵铜贱现象也跟着消失。这一点，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贡德·弗兰克的《白银时代》、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等名书也是斑斑可循的。
第二个，当时的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并非故步自封，而是对世界局势完全懵懂无知。中国历朝历代士大夫虽然多有“天朝上国”的迷梦，但是也并非都是愚昧之徒，只会在世界浩浩荡荡的潮流中酣睡自闭。一些优秀的中国人根本缺乏“世界意识”。
汉唐的辉煌就不说了，即便像明朝这样疆域囿于长城内的王朝，在开初就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晚明更是有接连不断的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艾儒略等入华，彰显中国有识之士世界意识的觉醒。直至晚清，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及东南亚各国，到西方做生意的也比比皆是，晚清的士大夫们也不能说他们是集体无知的，郭嵩焘、曾纪泽等人很早就对西方留意，有过非常细密的观察与洞见。
因此，所谓鸦片战争时中国才有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的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如今，也有很多史学观点认为，晚清论起军事装备来其实并不算落后。那时的中国，外国教官训练严苛、大批先进武器进口，北洋水师、陆军学校等也可说是非常先进也非常现代化的了，大体完全与西方列强同步。
也就是说，清朝自始至终，无论是经济上对外交往，还是思想意识上的观察，都不能说是“闭关锁国”，有欠缺，但并非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么严重。这些问题，已故近代史家朱维铮等先生都有过完整的论述和论证。
虽然说了这么多，但是很明显，清朝确实是落后的，我从未想过否定这一点。只是，我想说的是，据我的阅读感受而言，清朝的落后，并非落后在经济，也不是落后在对外封闭。中国的落后、及后来的挨打，其根源都在于政治机制的落后乃至腐败。
16世纪末至19世纪初，是西方政治、文化、社会大转折的时代，民主、自由、开放的制度，不仅让欧洲诸多人民逐渐过上富足的生活，也使得他们的国家国富兵强。而当时的清政府，经济繁荣的表面下，政治体制已严重落后于经济，且权贵阶层完全没有了改革的愿望，传统政治的惰性使得帝国权力高度集中，进而导致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吏治腐败，军备废弛，帝国可谓是江河日下，一幅衰世景象。
正是晚清政治机制上的落后，使得清政府成了“文明国家之外的野蛮国度”。这种落差，让所有承袭传统的王朝统治者们，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时举手无措，并进一步导致中国“落后挨打”的悲剧局面。这等于说，GDP总成绩不弱、武器也不输于人、人才也算济济（所谓“晚清无昏君、朝廷皆能臣”），可就是中枢机制不行，指挥不当也无力正确指挥。
清朝统治与此前历代王朝还不大一样，它是一种典型的“异族模式”。作为“外来政权”，以少数人入主中原，采取的基本措施是“以华制华”，满洲精英从始至终，对于自身高据帝国等级体系中的顶点的地位，并无足够的信心。
因担心优越性和正统性被质疑和推翻，不仅施政冷酷无情，而且为了保住特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样的步步设防的政权，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这样一个可怕的循环局面，还无法解套：
1，权力高度集中，专制达到顶峰，天下一家，皇族视官员如狗如奴，朝廷之上的偏见和恐惧所有人都深藏心底。在这种畸形体制下，皇帝志在集权，朝廷利益霸占者只想维持现状，为官多图权财。比如清代中后期典型的权贵阶层八旗子弟。
2，为了稳定，为此投入的大量财力和精力难以估算，旗人与高官还享受法律上的特权，如免受民事诉讼的审理，可得到各类宽大处理，及减刑等特殊待遇。比如，为维护八旗制度、八旗驻防与旗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哪怕再多的支出也在所不惜，其数字难以准确计算，国家每年的巨额岁收都浪费在这些权贵身上，社会分化极端严重，满汉之间相互背离，有着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感；
3，思想管控由外及里地严密监察。清王朝从开国到亡国，一直都不自信，特别警惕治下臣民非议，文字狱传统浩浩荡荡。大清子民、知识分子乃至官员，都惊若寒蝉，道路以目，不但不敢指呈弊政，甚至不得已要通过不入城、不赴讲会、不结社的自我审查，来表白自身态度与心志，以达成自我保护的目的。
清朝是否真的“落后”，不妨从容商略，而这一点前鉴，我们似乎确实更需要明白，而后世治史者尤应深思吧！